当“左灯右行”成为左翼学术新常态 ——“C刊奇迹”背后的共谋式沉默与批判精神的阳痿

　　所在这个事情里，我们看到了什么？一场狂欢，一场在中国学术体制内部精心编排的芭蕾舞，主角是声援工人运动张一兵教授。他在短短五个月内，“生产”了11篇关于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C刊“读书笔记”。

　　多么富有成效的“劳动”啊！这几乎是福特主义生产线在学术界的完美再现，只不过这次流水线上“组装”的不是汽车，而是——用他们的话说——“学术成果”。

　　这当然引发了骚动，一些天真的灵魂在问：这难道不是把完整的思想切割成香肠片来贩卖吗？难道这不是对稀缺学术资源的无耻占领吗？难道C刊的编辑们都集体休假，让实习生来审稿了吗？诸如此类的抱怨，当然，当然，它们都有其道理。

　　但是，请允许我说，所有这些抱怨都只是触及了表象，甚至可以说是被这个事件的“淫秽”表象（obscene surface）所误导和催眠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学者在“学术KPI”这根指挥棒下疯狂起舞那么简单。

　　如果仅仅是张教授个人的“精明”或“投机”，那我们大可将其视为资本主义逻辑侵蚀学术象牙塔的又一个案例，然后写几篇不痛不痒的批判文章，大家各自散去，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学术机器继续轰鸣。

　　真正让人不寒而栗，或者说，真正具有“症状性”（symptomatic）的，并非张教授那令人瞠目结舌的“生产力”——毕竟，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什么“奇迹”没见过？

　　将知识分子降格为计件工，这难道不是资本逻辑的必然延伸吗？马克思早就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切神圣的光环都要黯淡，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都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张教授的行为，不过是这一论断在21世纪中国学术场域的一个注脚，一个略显滑稽但本质上并无新意的注脚。他熟练地将“学术资本”——在这里具体表现为对列斐伏尔的解读权——最大化地转化为“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即那11篇金光闪闪的C刊论文。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商品”，都可以在学术市场中交换到相应的“价值”——奖金、职称、项目、声誉，等等。这完全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商品拜物教（fetishism of commodities）的完美体现：论文的“使用价值”（即其思想深度和学术贡献）被其“交换价值”（即其作为评聘指标的功能）所彻底遮蔽。

　　学术场域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权力斗争的场域，各种行动者（agents）在其中争夺不同形式的资本。张教授无疑是这个场域中的一个“老手”（virtuoso），他深谙其“游戏规则”（illusio），并且能够有效地运用其“文化资本”（对列斐伏尔的掌握，写作能力）和“社会资本”（可能存在的、我们不得而知的人脉网络）来最大化其“符号资本”的积累。

　　他将一部可能只构成“一个学术成果”的专著，巧妙地分解为十一个“成果”，这难道不是对学术“生产关系”的精明利用和再生产吗？每一次发表，都是一次对自身在场域中位置的巩固和提升。这背后，正如爆料者所言，是“严密的利益考虑的结果”。是的，资本的逻辑总是严密的，甚至比大部分学者的逻辑还要严密！

　　但是，朋友们，这些都还不是最“有意思”的部分。张教授的行为，无论多么具有争议性，它至少是“可见”的，是可以被讨论、被批判、被嘲讽的。它像一个公开的“丑闻”（scandal），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然而，在聚光灯之外，在舞台的阴影处，潜藏着某种更深层、更令人不安的东西。那就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这个曾经以“批判理论”和“左翼思想”为傲的学术重镇，那些平日里言必称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福柯、当然也包括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蓝教授以及其他“左翼”同仁们的集体失声。

　　这，才是整个事件中最诡异、最值得玩味的“沉默的螺旋”！

　　我们谈论的是南京大学，一个在中国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机构。我们谈论的是那里的教授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批判”为业，以揭示社会不公、权力运作、意识形态幻象为己任的。他们理应是对这种学术体制的“异化”现象最为敏感的群体。列斐伏尔本人，他的《空间的生产》所批判的，不正是资本主义逻辑对社会空间（包括知识空间）的全面殖民和商品化吗？张教授的行为，难道不正是这种殖民和商品化在学术领域登峰造极的表现吗？

　　那么，这些平日里在课堂上、在讲座中、在论文里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痛斥资本逻辑、呼唤“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左翼教授们，此刻在哪里？他们的批判锋芒指向何方？难道仅仅因为张教授是“自己人”，是在同一个“战壕”（或者说，同一个“分赃体系”）里的同僚，批判的武器就自动缴械，甚至变成了“皇帝的新衣”旁那些沉默的大臣？

　　这种沉默，难道不比张教授的11篇“读书笔记”本身更具有意识形态的症候性吗？它暴露了什么？

　　第一，它可能暴露了中国当下所谓“左翼学术”的某种虚伪性和犬儒主义。当批判的矛头指向远在天边的“美帝国主义”、指向历史故纸堆中的“封建糟粕”、指向抽象的“资本逻辑”时，它是安全的，甚至是受到鼓励的，它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姿态，为主体在学术场域中积累“红色符号资本”。然而，当批判的对象近在咫尺，触及到自身所在机构的利益分配和权力运作，甚至可能影响到同事关系和个人前程时，那种“理论的勇气”就瞬间蒸发了。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口头革命派”吗？

　　用马克思的话说，这难道不是“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在作祟？他们批判资本主义，但他们自身却又如此深地嵌入在资本主义化的学术生产体系之中，并从中获益。

　　第二，这种沉默也揭示了布尔迪厄所说的“场域的共谋”（complicity of the field）。学术场域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潜规则”。在这个场域中，维持一种“体面”的和平，避免公开的冲突，尤其是指向内部成员的冲突，往往是符合大多数“玩家”利益的。即使张教授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规矩”（比如，过度占用了稀缺的C刊版面，引发了“青椒”们的不满），但只要这种行为没有直接颠覆场域的基本秩序，或者说，只要它仍然在“游戏规则”允许的（哪怕是擦边球的）范围内，那么，场域内的其他“资深玩家”——尤其是那些同样占据优势地位的“批判理论家”们——就可能选择策略性的沉默。因为，一旦开启了“内部批判”的潘多拉魔盒，谁能保证下一个被批判的不是自己呢？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集体无意识”，一种为了维护共同体（或者说，利益共同体）内部稳定而产生的“共谋”。

　　更深层次来看，这种沉默是否也反映了“批判理论”本身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体制化”和“去激进化”？当“批判”成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在大学里获得稳定教职、晋升职称、申请课题的工具时，它就不可避免地会被体制所吸纳和“收编”。批判的声音不再是来自体制边缘的呐喊，而是变成了体制内部装饰性的点缀。它允许你批判一切，只要这种批判不真正威胁到体制的根基。于是，我们看到，那些本应最具反思精神的左翼学者，在面对自身场域内部的“不义”和“荒诞”时，却选择了“理解的同情”或“策略性的失语”。这难道不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披上了“批判理论”的外衣吗？

　　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更为刻薄的猜想：这些沉默的“左翼”教授们，他们自身是否也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着这场学术资本的游戏？或许他们不像张教授那样“高产”，或许他们选择的是另一种“精品路线”，但本质上，他们不也同样依赖于这个以发表量、项目经费、引用率为核心评价指标的体系吗？他们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真正推动社会变革，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在这个体系内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资源？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但我们必须提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辛辣地嘲讽了那些仅仅在头脑中进行“革命”的青年黑格尔派。他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难道我们今天在南京大学看到的这一幕，不正是这种“头脑中的批判”与“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巨大裂痕的又一次上演吗？那些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了如指掌的学者们，难道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所在的学术空间，也正在被一种扭曲的“生产逻辑”所塑造和支配吗？

　　所以，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张一兵教授的“学术不端”（如果可以这么定义的话），不如说是那种使得这种行为得以发生、甚至被某种程度上默许（至少是没有被公开抵制）的整个学术生态和意识形态氛围。而在这个生态中，那些本应扮演“啄木鸟”角色的“左翼批判理论家”们的集体沉默，则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当前中国学术界，乃至更广泛的知识界在面对体制性困境时的某种集体性的“主体性失落”和“批判性阳痿”。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连本应最具批判精神的左翼学者都选择了对身边的“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那么我们还能指望谁来守护学术的纯洁和思想的尊严？当“批判”沦为一种无害的姿态，一种学术市场上的流通货币，而不是一种指向现实、改变现实的力量时，它就已经背叛了其自身的初衷。

　　这整个事件，就像一场后现代的荒诞剧。主角在台上卖力地表演着“数字游戏”的杂技，台下的一部分观众（主要是那些“青椒”和博士生们）义愤填膺，而另一部分本应是“剧评家”的观众（那些“左翼大咖”们）却选择了正襟危坐，一言不发，仿佛在欣赏一出与己无关的精彩演出。这难道不正是齐泽克经常提及的“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运作吗？——“我知道这很荒谬，但我依然这样做（或者，我依然对此保持沉默，因为它符合我的利益）。”

　　因此，让我们停止仅仅将矛头对准张一兵教授个人吧！他只是这个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高效运转的齿轮，一个过于“坦率”地暴露了机器运作逻辑的症候。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这部机器是如何被设计和维护的？那些本应拆解这部机器的“工程师”（批判理论家们），为何最终却成为了它的“支持者”，甚至是“创造资本主义秩序的人”？

　　这种沉默，这种共谋，这种“左灯右行”的学术奇观，它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学术体制的弊病，更是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批判，永远是困难的，永远需要勇气，尤其是在它指向自身和自身所处的环境之时。否则，一切关于“解放”、“正义”、“批判”的宏大叙事，最终都可能沦为自欺欺人的呓语。

　　而我们，作为旁观者，除了发出几声惊叹或嘲讽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或许，至少我们可以戳破这层虚伪的窗户纸，指出皇帝不仅没穿衣服，而且那些负责指出这一点的御用裁缝们，也早就偷偷把布料拿回家做了尿布。

　　就这样吧，and so on, and so on... 闹剧还会继续，沉默也可能依旧。但至少，我们可以尝试着用理论的透镜，去捕捉那些隐藏在喧嚣与沉默背后的、真正重要的东西。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唯一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批判实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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